题材： 作品关注现实，现实才会关注作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家、作者选择什么题材，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代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还有许多困难需要面对的时期，人民群众还是最为欢迎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的作品。题材多样化，包括个人情感成分很浓、抒发“小我”的作品，只要健康，只要言之有物，也有其存在价值。我只是觉得时下无味无道的“小我”作品太多太滥。《中国作家》这样高层次高品位的刊物，是高扬时代主旋律的，它提倡的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作品。反映特殊年代顶云人“包产到组”的《大山深处的历史足音》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题材，光文对题材的选择是成功的。他说：“诚然，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它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往事。但它是中国变革前奏时期农民在深山中自觉走出贫困的第一个脚印。他们以岩山养育的不屈之魂，与安徽省的凤阳，写下了南顶云，北凤阳的一段折射中国命运转折的历史”。这段历史是极其宝贵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部分要求：“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任光文这篇作品的主人公是顶云的农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因不堪忍受饥饿而生发胆气，生发智慧，搞起了“包产到组”，历经几多屈折，他们的艰难求索，印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最大的官是生产小队长。作品一开篇我们就看到，顶云公社陶家寨生产队扬仕芬家挤满了人，“她丈夫全裸着身子，气息奄奄，弯着身子躺在床上，几个人站在床边忙碌着，有的把他按住，有的用手指往他肛门里抠，鲜红的血液染遍了肛门周围，惨不忍睹”这是因为吃了水麻柳等野菜糙米糠做的饭，丈夫陈光亮已有好几天没有大便了。这种情况，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应该记忆犹新，当时是普遍现象。生产队长陈高忠同队干部李国昌、罗明才象做“地下工作”一样闭门开了四天会，决定带领乡亲们搞“包产到组”，改变调动不起社员积极性的一窝蜂上工的生产办法。这一年，“人均吃粮从原来每年不到二百斤增至五百多斤，人均收入从原来的几十元增至二百多元”。在那个时期，这是石破天惊的举动。后来，与陶家寨一山之隔的秧井村也搞了起来，曾经跪着给别人借粮的王明洲家也吃上了饱饭。但是，诚实好客的农民因为用腊肉招待公社一位干部吃饭，反被这位干部揭发，又因为有人偷偷去卖了点粮，事情被发觉，“包产到组”受到了严重的干预，风波迭起。然而顶云人仍然想方设法为温饱而巧妙顽强的进行他们的生存行动。农民们这种为生活为真理抗争的精神，被光文反映出来了。今天的中国农民，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指引下，挺着腰板意气昂扬的创造着幸福生活。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是不应忘记的。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这种关注生活现实的作品，当然就会受到现实的关注。题材选得好是这篇作品能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故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写出必然性中的偶然性

　　报告文学是文学的纪实，纪实的文学。要有大量的素材特别是典型的素材去组织故事。这篇作品中的故事并不离奇，但很动人，因为它是真实化生活化的。从2003年当评委读这篇作品到现在重读，感到光文是做了大量采访调查工作的。也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事情发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写这篇文章时已是21 世纪，30多年了，当时的主要经历者，即使健在的，已垂垂老矣。当时工作资料、档案资料的寻觅、研读、整理，是花了力气的。作品对事情的再现，使我们犹如身临其境，同当事人一起去感受那一段特殊的历史，去经历那些叫人心颤心酸的农民故事。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历史的必然性，必然性是体现在偶然性、特殊性中的。文学作品，就是写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北凤阳，南顶云”，没有凤阳和顶云，也会有别的“凤阳”、“顶云”。作家的笔就是要写出这个有名声的特殊的顶云。读后，30多年前的事情，来龙去脉非常清楚，一些重要细节也历历如珠。在写秧井队搞包产到组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天上下着大雨，不断闪着雷电，秧井队的公房，两扇大门紧紧关闭着，寂寞的实内，一盏明亮的马灯挂在墙壁上，几个人有坐在磅秤上的，有坐在撘斗上的，有坐在地上靠墙壁的，年龄大的有六十多岁，小的有二十多岁。张坤南沉重地说，今天请你们几个来，要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队年年大多数都缺粮，主要是我们队的生产没有搞好。如果搞好了，粮食是吃不完的，我和明洲商量好了，还是恢复搞包产到组，还是实行统收统分，公分以斤粮斤分计算，超产的组给以奖励，减产的组扣口粮赔产。今天听听大家的意见，同意就干，不同意就算。如果出了问题，我和明洲两个顶着”。饿怕了的人们都拥护搞。顶云有几个生产队的包产到组明明暗暗的搞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但许多既定的制度和政治氛围还没有消除，顶云没有搞包产到组的生产队要搞包产到组的呼声也不绝于耳。这时，对农民深有感情，政治上也有清醒认识的县领导决定支持顶云搞“定产到组”。几个私交好的老战友劝他算了，不要惹事。“老战友们是真心为自己好，什么事都规规矩矩按上级的安排最稳妥，但是，自己从山东一步一步走进这大山里来，鞋都走滥了几十双，难道就是为了稳稳当当做这个芝麻官？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老百姓在那儿饭都吃不饱，这官能做得安心？他谢了那些同志的好意，又一次来到顶云”。作品中的这些故事的发生，都不是先知先觉，农民对未来并不是洞若观火，是饥饿之中的生存奋争，这些故事的再现，就使必然性之中的偶然性出现了。文章也就立起来了。这之中，顶云搞包产到组的人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经受了进退维谷的心灵磨难的。

　　“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冯先受和陈朝禄采写的《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和《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两篇文章”。

　　“顶云的干部群众，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后，大声地哭了。石板村的刘正全支书像疯子一样跑到公社的院坝里大声喊道：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秧井队的王明洲、张坤南、刘永雄、张启明等几个人，为祝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他们喝了一夜的酒、个个醉倒”。

　　                         假如再文学一些，那该多好！

　　题材选得好，材料丰富，唱时代主旋律，坚持“三贴近”，这是光文成功的重要原因。不独有偶，写凤阳包产到组的报告文学，在这次征文中获一等奖。我读了那篇作品，感到光文作品不足的是文学上下的功夫不太够。光文的作品太泥实，缺乏文学、美学上的打造、磨砺和升华。报告文学是纪实的，带新闻色彩的，但又不是调查报告，它还是文学。在历史背景、思想内涵、主体事实、主要事件、主要人物、主要场景等真实的基础上，还需要典型化的塑造，需要该有的“文采”。必要的地方还需要作者主观感情的介入，甚至议论。忙于叙事而忽略了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差异，矛盾的处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尖锐。作品文学的氛围较淡。虽然如此，作品总体上成功了，也殊殊不易。在以后的创作中，光文一定能够干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