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文化研究概述

 

屯堡文化——作为黔中安顺所独有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浮出水面，进入研究视野以来，就一直保持着持续升温的势头。其间，安顺地戏于1986年赴法国和西班牙的演出及演出所引起的社会轰动，可以说是形成屯堡文化研究热的一大契机，越来越多的地方文化学者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射于其上。多年来沉寂无闻的屯堡文化迎来了它的第一波研究热。不过，如今已鲜为人知的是，地戏出国及其所引起的轰动，这本身就是贵州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努力推动的一个结果。（1）学术研究能够引出如此出人意料的社会效应——这样的结果，不仅扩大了屯堡文化的影响，而且也反过来鼓舞了学者研究的热情。于是，自地戏出国前后的八十年代中期起，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如沈福馨先生的《贵州安顺地戏面具》、《安顺地戏》，高仑先生的《贵州地戏简史》，以及由沈福馨、帅学剑等编著的《安顺地戏论文集》，顾朴光先生的《中国傩戏调查报告》等。这是贵州学术界在屯堡文化研究方面最早收获的一批果实。正是在这批奠基性成果的基础上，包括地戏在内的屯堡文化研究迎来了九十年代之后的热闹局面，地方文化学者的研究热情持续高涨，本土研究队伍大幅扩展。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末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迅猛到来，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紧张、冲突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具有强烈地方性特征的屯堡文化现象，也吸引了一些非本土学者（海外、省外及台湾地区）的注目。在他们的参与和推动下，一批以屯堡村落及其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内容的国家级课题、省级课题先后在安顺展开，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格局，那就是有关院校及专业研究机构人员的参与、介入和与地方文化学者的有机结合。这样的研究格局，不仅使内外资源得到有效整合，而且还带来了方法的更新和视野的开阔，既丰富了相关的学术背景和学理资源，又提高了专业研究的水准，因而大大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其主要学术成果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2）

第一、通过对史籍典册和现存地方文献的梳理、考证，追溯屯堡现象及其风尚习俗的来源、形成。其中，包括对一些文献涉及的指称、描述如“屯堡人”、“屯田子”、“里民子”等等的称谓，以及对“凤头鸡”、“凤头苗”、“老汉人”等他称与自称的来源、蕴涵等具体问题，进行考证、辩析，力图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屯堡人的族属身份作进一步的确认。同时，研究者们还对安顺屯堡的分布格局及其人文地理特征、明代军屯官兵的籍贯和屯堡移民主体的来源及其文化渊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管由于年代久远，文献匮乏，有关屯堡人的来源、形成与流变过程等等的记载，基本上属于空白，几无可供征引的第一手资料，但通过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还是颇令人瞩目的。这方面的代表性著述有：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屯堡人”专节）、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中的文化》、琢田诚之（日）《对于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黄才贵译）、陈训明《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蒋立松《从汪公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范增如《明代普定卫戍屯官兵原籍考》、《安顺屯堡分布格局及其原因》、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袁本良《关于安顺屯堡方言研究之我见》等。

第二、典籍文献和研究材料的收集、整理、汇编。在这方面，地方文化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本土学者特有的优势。九十年代以前，有关屯堡文化的研究多以本土学者为主，研究材料大多散见于各种地方文献和地方媒体中。但随着外部学者的介入和屯堡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学术界对研究资料的需求日渐突出，针对这种情况，地方文化界以收集、整理文献资料为己任，陆续推出了一些研究性专集，如原安顺市（今西秀区）政协所编《安顺文史资料（第十五辑）·屯堡文化专集》（1994年）、安顺市政协编《安顺文史资料（第二辑）·屯堡文化专集》（2002年），以及由安顺师范专科学校青年教师吴羽、孙黔等完成的贵州省青年研究课题《安顺屯堡史料类编》等。无疑，这些努力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积累，是不容忽视的基础建设工作。

第三、通过田野调查的收集、整理所获得的大量民间资讯材料和调查报告，其中包括文本、图片、音像及实物等四大类。文本之中又包括地戏、佛歌、孝歌等各种唱本，以及家谱、村志和其它口述材料等；实物主要指各屯堡村寨中历史遗留下来的少量老地戏面具。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田野调查，大多启动于地方旅游业尚未兴起之前，因之其资讯内容也多保持了某种传统的原生性，没有受到如许多旅游开发地所出现的那种商业化污染。九十年代后期，在举国一片旅游开发热中，许多民族民间文化都因为迎合商业表演的需要而变味、变调、乃至变样。相比之下，贵州的发展滞后反为文化学者们抢救性的收集、整理赢得了时间，可称不幸中的万幸；尤其是对地戏这类很容易受到商业化污染的民俗活动而言，早期的抢救性收集更显珍贵、难得，反映了地方学者们的某种学术敏感和文化责任。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成果有：贵州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合编的《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屯堡人专集》、安顺市文化局编印的《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安顺屯堡》、王秋桂、沈福馨编《贵州安顺地戏调查报告集》、郑正强、杨延康合作的《大山深处的屯堡》、蒋立松《田野视角中的屯堡人研究》、燕达、高嵩与高冰合作的《六百年屯堡》等。

第四、通过对屯堡村落的典型解剖和总体把握，力图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揭示和回答屯堡文化的来源、形成及其得以保存的原因。由于学术界的关注和介入，有关屯堡文化的研究开始摆脱早期那种只侧重于作一般性的文化描述或事象归纳的局限，而开始涉及到社会变迁、制度变化、经济因素、聚落生存，以及文化的冲突和影响、族群的心理认同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这方面值得提及的成果有翁家烈《夜郎故地上的古汉族群落——屯堡文化》、黄才贵《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郑正强《最后的屯堡》等。

大体而言，在经过近二十余年的研究之后，学术界在屯堡文化研究方面，已基本形成了如下一些看法：

一、都公认地戏作为屯堡人最重要的文化标识，也是屯堡文化最具标志性与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其形成跟屯堡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紧密相关。关于地戏的来源，学术界多认为，地戏来源于明以前就在军队中时兴的军傩，相当于而今所说的军中“文工团”，明初由征南大军带入贵州。至于地戏进入贵州以后有无变化，学术界稍有歧异，有人认为基本没有变化，明初的地戏与今天的地戏变化极小，发展缓慢；（3）有人则认为，军傩随军屯兵士进入贵州后，逐渐演变成为打上屯堡人生活烙印和价值理念的地戏，主要是在贵州独特的军屯环境中形成的。（4）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都认为屯堡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其形成直接来源于明初因军事行动引发的大规模移民浪潮。移民的主体是屯军兵士及其家属，同时也包括有部分民屯、商屯的移民。因此，屯堡文化包含有一定的军事痕迹，如其在建筑方面所特有的军事防御功能（此说是一个最容易引起误解的说法，笔者仅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认同此说），以及地戏中大力演绎的征战故事和屯堡人所固有的军事英雄崇拜心理等。经过数百年的流变，一些早在其母源地消失了的文化现象如服饰、头饰和民间信仰崇拜（崇汪公、尊五显等），却在屯堡社区顽固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现象。它与汉民族流传至今的文化传统，存在着大同而小异的区别，而正是这种“小异”，构成了屯堡文化所独有的特点。

三、对于屯堡文化的形成，学术界目前的歧异较大。一种很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屯堡文化作为一种移民文化，自当年由军屯官兵及其它移民带入贵州后，就一直稳定不变，是江南汉民族文化较完整的一次平移，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姑且称之为“超稳定说”；（5）另有观点认为，现今保存下来的屯堡文化，其源头确乎来自当年的江淮一带，但它随着军屯移民进入贵州后，并非是一成不变地完整保存至今，而是也受到移入地文化的影响，几经流变、整合而后形成的。因此，与母源地的文化现象相比，它具有保持不变的一面也有变化的一面，是在守成与变异的博弈与张力中形成的。这种主张从不同文化的交融入手，承认移入地文化对原有文化形态必然产生的影响，可称为“守变互洽说”。

至于对屯堡文化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的原因，学术界分歧较大，就目前来说，大体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聚落优势说。按照此说，原普定卫（即今安顺）在明初对滇用兵中，具有特殊的地缘优势与军事优势。从地缘优势看，安顺为入滇孔道，位处明王朝对滇用兵的东西大通道之要冲，所谓“滇之喉，黔之腹”的誉称，形象地说明了安顺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的重要。从进攻角度讲，安顺乃西进乌撒（今威宁）、曲靖的前沿基地；从守的角度讲，安顺是进入黔省的最后一道屏障，自安顺而迄贵阳，一路平坦，无险可守，守住安顺，也就等于守住了整个黔中地区。所以，无论是在用兵方略上还是在后勤的保障供给上，安顺的战略地位都极重要，是明军重点控扼和着意经营的地盘，也是明王朝在滇黔两省推行屯田制的核心区域，因此形成了罕见的屯堡密集区，仅普定一卫，就有78屯9堡之说（实际数字尚不止此），若再加上邻近的平坝、安庄（今镇宁县）两卫，其屯堡设置的密集程度显然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由此形成了屯堡遍布的聚落优势。在这种密集区域内，屯堡人的文化传统较容易在自我认同中保存下来，而不易为流俗所改变。

其二，文化优势说。此说认为，当年屯堡先民的主体，是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贵州的，心理上就有一种优越感，再加上他们带来的是中原地区较成熟的汉文化和先进的农耕技术，进入一向被视为“蛮夷之地”的贵州，其自视甚高的文化优势自不待言。再加安顺一带的屯军，据考大多来自江淮一带，有的甚至来自朱元璋的故乡凤阳，现今号称“屯堡第一村”的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九溪村有朱姓一族，据说就是朱元璋的同宗。这种“征服者”的身份和发达汉文化的代表，再加上出自天子脚下的荣耀（所谓的“中央军”、“嫡系”、“正统”云云）等等，都会使早先的军屯兵士产生一种文化优越感，而对地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排挤与歧视，不仅长期不会认同乃至融入其中，就象历史上许多断续进入贵州的汉人最终都免不了变服易俗被同化的命运那样，相反，他们严守着所谓的“夷夏之别”，严格注意区分自己的族属身份。这样，有意张扬和保持自身的文化优势，就成了屯军及其后裔们的唯一选择，屯堡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执意坚守中被保留下来的。

其三，自我封闭说。（6）此说除了认同于文化优势论外，更把探讨的目光，侧重放到屯堡人的自我封闭上。为了强调这种封闭性在保存屯堡文化方面的突出作用，在早期的研究中，屯堡村落常常被描述成一个个孤立的聚居点，不仅远离城市，而且好象大多都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活于其中的屯堡人，就好象与世隔绝的桃花园中人，不知有秦、汉，更无论魏晋，常年生活在石头筑起的堡子里，说着堡子话，按照自己的一套传统和习俗，不受外界惊扰地生活着，怡然自得，自给自足，仿佛真是世外桃源一般。这种“自我封闭论”把屯堡文化的形成和保留归结为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立和封闭上，却忘了现今称为屯堡的许多村落，恰恰都处于交通十分发达的黔中主干道上。于是，又有了从文化心理角度进行的补充。此论根据屯堡人只与汉族婚配的通婚圈选择（即使有与少数民族通婚的，也多为娶女而不嫁女），以及屯堡人对外来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的顽固拒斥，认为屯堡垒人在文化心理上的自我封闭， 才是屯堡文化得以及保存的原因。

当然，也有人持综合论观点，既承认聚落优势和文化优势的作用，也承认屯堡人在文化心理上的自我封闭现象在保留、传承屯堡文化方面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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